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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上隆:艺术和商业不是对立的两面
 

  村上隆来过上海,但为宣传个展而来,还是头一回。11月10日,其中国大陆地区首次个展 ”村上隆在奇幻仙境”登陆贝浩登(上海),展览围绕其最知名的“花朵”与“DOB先生“展开,其中不乏大尺幅的最新创作。开幕当日,1500位宾客慕名观展。

  生动的卡通形象、漫画式的平铺方式,明艳跃动的色调,是村上隆最标志的视觉语言。有人说,他是“后波普艺术”的核心人物;有人将他比作当代的“安迪·沃霍尔”。

  村上隆享誉国际。身为亚洲艺术家,他在十多年前已受西方关注。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(2002年)、洛杉矶当代美术馆(2007)年、布鲁克林美术馆(2008年)、法兰克福MMK(2008年)、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(2009年)等重要美术馆,都曾为他举办个展。

  他也曾饱受争议。坚持传统美学的日本人并不理解他的创作,称其作品浅薄而通俗,只是“工业家”直流。即便那张全长100米、由狩野一信原作构思而来的《五百罗汉图》,也被评价是“将原作进行波普和平面的卡通改编”。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个展时,那些花的雕塑触痛了法国人的神经,他们为此示威,谴责道,“这是亵渎祖宗的艺术和回忆”。

  与此矛盾的是,他依然是市场的宠儿。2006年,绘画作品《727》以超过1亿日元的价格售出;2008年,他的早期雕塑《我的寂寞牛仔》(My Lonesome Cowboy)以1510万美元成交价,刷新了当时的个人纪录;9年后,另一件早期雕塑《Miss KO2》同样突破千万大关,已2290万港元成交。同时,品牌对其颇为追捧,路易威登、三宅一生、优衣库、植村秀等,都与他有过合作。

  “我的作品就是将通俗文化中的可爱形象转译到艺术世界中。简单的说,作品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可爱的。”在国内一档电视访谈中,村上隆曾对自己的创作作以总结。

  村上隆:大约在1993年,在横滨的一场展览上,我第一次见到贝浩登先生。当时,他买了其他艺术家的作品,但也和我进行了交流。两年后,我们在纽约又相遇了,随即展开了之后的合作。

  村上隆:当时,亚洲艺术家想在纽约出道是很困难的,我的整颗心,都在思索如何在那儿站稳脚跟。日本有自己的当代艺术语境,我们会用彼此都能明白的语言进行交流;但从全球范围来说,当代艺术的“游戏”规则是由美国人、或是纽约制定的。我想在那儿有所作为,就要考虑如何才能让纽约了解我、接受我。因此,我找到了最能体现自己的语言——动漫人物。它具有非常明确的主体性。我是谁,从哪里来,都可在动漫元素中找到答案。

  雅昌艺术网:也是那时起,你提出了“超扁平”的概念。您当时说,未来是个超扁平的时代,现在还这么理解吗?

  村上隆:我刚提出“超扁平”的时候,我们还没身处网络世界。我只对当时的社会和艺术形式进行提炼和概括。从历史和社会层面上,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日本原先金字塔状的阶级社会,比如具有实权的天皇、贵族、超级财阀等都遭到摧毁。现在,我们虽有象征意义上的天皇,但其他都是扁平的。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,老百姓生活得不错,也持续到今天。另外,从艺术美学上来说,无论是日本传统美术,还是流行漫画,都具有扁平的视觉特点。这就是我提“超扁平”的初衷。

  如今,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非常透明,当信息得以共享,整个世界都处于扁平状态——由此,“超扁平”的概念得以扩张。不过,我认为,人类社会的阶层形态是不断改变的。当处于“超扁平”的峰值后,它会慢慢地再一次形成金字塔的形态;而当其中的一些信息进一步公开后,它又会渐渐扁平下来,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。

  雅昌艺术网:您提到日本传统美术,让我想起您曾尝试长卷式的绘画。传统艺术对您的作品有哪些影响?

  村上隆:我非常喜欢江户时期的一位艺术家——曾我萧白,受其很多影响。在那个时期,日本的传统绘画受中国影响颇深,向中国学习技法后,日本艺术家们形成了相对模糊和温和的视觉符号和美学风格。但无论从性格,还是绘画的表现形式,曾我萧白和同期艺术家格格不入,他竖立了自己的画风。这无论对我的创作方式,还是创作精神,都带来明确的影响。

  雅昌艺术网:的确,您也是彰显个人风格的艺术家之一,比如您和商业品牌有很多跨界经验。谈谈艺术和商业的话题吧。

  村上隆:艺术和商业始终不是冲突或对立的两面。我们看看历史,便能发现很多画家同时也是生意人。比如,达·芬奇、米开朗基罗都曾给自己的金主写信,请求他们给更多的经费来买颜料,或询问经费为何还不到账。当时,画家们自己有作坊,需要养活很多的员工,没有资金是肯定不行的。19世纪以后,部分画家——比如毕加索和马蒂斯——改变了这种工作模式,他们选择独立作画,和赞助方没有明确的关系。但从漫漫历史长河中,这种例子反而是比较少的。不过,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艺术家理应如此。但我始终觉得,做艺术和商业合作,两者之间并不冲突,反而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。

  村上隆:11月,上海的大型展览很多,能在这里办展览,让我感觉也参与到大型的艺术盛事里去了。对此,我感到很高兴,当然也有些吃惊——我之前并不知道上海的当代艺术氛围有那么“热”。

  1962年,村上隆出生于日本东京的普通家庭中。他的父亲是一位出租车司机,母亲是全职太太。在母亲的鼓励下,他从小看过不少艺术展,萌生了对艺术的向往。

  长大后的村上隆,以东京艺术大学为目标。为此,他复读两年,最终在那儿学了11年的日本画。1993年,他获得了东艺大日本画的首个博士学位。

  在校期间,村上隆开始以动漫美学为基础进行创作。1992年,他描绘了“DOB先生”——一个形似米老鼠、由英语字母D、O、B串起耳朵和脸庞的卡通形象。据悉, “DOB” 是个虚拟的新词,由20世纪70年代漫画家川崎伸在作品中的名言,与搞笑艺人的口头禅组合而成,原意为“为什么”。“DOB先生”时而逗趣无邪,时而龇牙狰狞地大笑,是艺术家对于战后日本的文化的暗示。他曾解释:“二战后的日本,国家选择接受幼稚化,放弃成人化。(这种大笑)是日本人对于无法成长的断念——它仿佛在嘲笑着自己,或带有一种自嘲,又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希望。”

  二十多年来,村上隆始终与“DOB先生”并肩“战斗”。他说,这是他的自画像。

  “DOB先生“后,村上隆还完成了一系列卡通形态的作品。其中,《Hiropon》(1997年)和《我的孤寂牛仔男孩》(My Lonesome Cowboy)(1998年)大胆地挑战观众的视觉认知。《Hiropon》是一位几乎裸露的少女。乍一看,她与大多数少女漫画女主无异:大圆眼露出无邪笑颜、小蛮腰和细长腿;不过,在她过于丰满的胸脯周围,溢的乳汁在半空中形成漩涡。“我的灵感来自于一款以巨乳少女为主角的游戏。在这个畸形少女身上,我看到了日本亚文化的深厚历史。我意识到,如果将她做成作品的话,将带来多么大的冲击。”村上隆曾说。

  由于卡通和漫画式的表现方式,很多人将村上隆的作品关联到日本的潮流和“御宅族”文化。2003年发表的“幼稚力宣言”,更让村上隆的影响力辐射至国际。

  “直到今天,当代艺术的规则仍由美国——或可以说纽约制定。要在那儿出名,就要遵守规则。”村上隆说。

  1994年,在亚洲文化中心的赞助下,村上隆来到纽约,参加了由PS1现代艺术中心(现MoMA PS1)主办的艺术家留住项目。在美期间,他意识到,自己的作品“不是面向日本人的,而是要面向这个世界的。” 受此思路影响,他逐步形成、并确定了自己的语言。

  贝浩登画廊为村上隆打开了国际市场——1995年,画廊为其举办了首个海外主题展后,村上隆的作品便陆续在各大美术馆和艺术机构展出,被海外广泛认知。村上隆与贝浩登相识于1993年。艾曼纽·贝浩登曾向媒体透露,第一次见到村上隆的作品时,就觉得很有趣。村上隆知道我有个画廊,想办展览,我给他发了三个英文问题,他回复了我11页纸,还附上漫画。我忘了是什么问题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态度及热情。就此,贝浩登与他开展了长达20多年的合作。

  2001年,村上隆在洛杉矶举办个展“超级扁平”,展览大获成功。这一年,他的作品还在明尼苏达州沃克艺术中心、西雅图Henry艺术画廊展出,进一步扩张了海外的影响力。此后,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、洛杉矶当代美术馆、布鲁克林美术馆、法兰克福MMK、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等重要美术馆,先后为他举办个展。

  1996年,他创办了Hiropon工厂。在那儿,既有日本传统艺术作坊中老师与学生的影子,也如同安迪•沃霍尔那样,懂得在商业与艺术中游刃有余。

  而在2001年,为了更贴切自己“卡哇伊”的艺术创作方向,村上隆将工厂更名为Kaikai Kiki。自此,那儿不仅是艺术生产方,也是综合文化产地——在东京和纽约的分部里,团队除了配合产出村上隆的作品,也开发动画、视频、推广新锐艺术家、策划和经营艺术展等。据悉,该公司在东京地区雇佣了60名全职员工,在纽约雇佣了20多名。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,村上隆已不用仅凭自己双手作品,他往往将概念传达给员工,接着进行有序的创作步骤。

  2002年,应路易•威登的设计师马克·雅可布之邀,他开始与该品牌长达13年的合作,为品牌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商业价值。此后,他与植村秀、优衣库等品牌进行合作,使那些最具代表的视觉元素,在一件件量产的产品中与更多人见面。

  “我始终觉得,做艺术和商业合作,两者之间并不冲突,反而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。”说到这儿,村上隆依然很坚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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